国内思想周报|为妇女拐卖“辩护”的贾平凹应被批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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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陕西著名作家、乡土文学巨著《白鹿原》作者陈忠实于4月29日在西安去世,5月5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同样在上周,与陈忠实、路遥并称陕西三大家的贾平凹同样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原因是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极花》写一个被拐卖妇女的经历,其中把乡村凋敝的失落

  陕西著名作家、乡土文学巨著《白鹿原》作者陈忠实于4月29日在西安去世,5月5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同样在上周,与陈忠实、路遥并称陕西三大家的贾平凹同样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原因是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极花》写一个被拐卖妇女的经历,其中把乡村凋敝的失落凌驾于女性的不幸之上,引起了争议。

  贾平凹称,小说取材于一个老乡女儿被拐卖的真实经历。小说的主人公胡蝶被拐卖到西北小山村后饱经折磨,然而在获得公安部门营救后受不了旁人的冷嘲热讽,选择重新回到了被拐卖的地方。

  一类批评的声音是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发出的。新书发布会上,贾平凹在接受北青报采访时验证了小说本身透露出的男权倾向,“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上述观点被认为是站在男性立场为拐卖妇女辩护。

  女权作者采苓子在《贾平凹:一个作家的思想堕落之路》一文中指出,乡村背景的男性文学家总喜欢热炒乡土情结,为消失没落的乡村痛心疾首正是因为男性在农村乡绅社会的精神待遇极高,由于思想格局有限,自然过滤了他人也就是女性的痛苦,因此贾平凹为乡村男性婚姻问题忧心时却选择性无视了乡村扼杀女婴、压迫女性的罪恶。

  高富强支持采苓子对贾平凹的批评,并援引自己的农村经历,说明在农村人们对女性的灾难是习以为常的,女性存在的意义被等同于为男性提供性服务、充当生育机器、照料老人子女。农村人确有淳朴互助的良俗,但在拐卖妇女问题上全都助纣为虐。他以自己的母亲为例,指出男权社会的离奇之处在于,“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你是知名作家,还是乡野农夫,都会自觉地不自觉地站在男人的角度替男人思考打算。”并提出问题,如果被拐卖的是贾平凹的女儿他是否还会坚持自己的观点。

  关于这个话题,腾讯《大家》发布了两篇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侯虹斌的《贾平凹为何渴望一个拐卖妇女的农村能永续存在》一文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观和现实世界的伦理并不完全等同,因此这部作品并不能说明贾平凹不尊重女性,但《极花》中黑亮和整个村子犯下的罪行不能被无法娶妻生子的困境洗白,尽管小说以胡蝶的第一人称写出,但事实上却对她的不幸缺乏理解与同情。不能因为乡村贫穷,就认为把女性作为生殖和交配工具而非同样具有人权的个体是合理的。

  在侯虹斌看来,贾平凹对乡村的眷恋和固执情怀是一种“自相矛盾而荒诞的行为”。贾平凹一方面深知农村生活的苦难的乡村道德的败坏,自己又长年生活在大城市,出于悲悯应该希望农村的苦难早日结束,希望农村人早日来到城市过上较好的生活,而他却反而特别渴望维护农村的永续存在,是因为一些传统作家无法接受包括男女平等、人权、自由、法制在内的现代观念。

  侯虹斌认为,那些贫困落后不得不靠拐卖强奸来苟延残喘的村落自然消失是大势所趋,不值得缅怀。微信公号冰川思想库发布的“我不在乎农村凋敝,我是城里人,你迟早也是”一文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作者沈彬指出,20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事实上已经摧毁了文学叙事中乡土世界的“合法性”。在贾平凹《废都》大热的199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27.63%,而2015年达到56.1%,中国不再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世界的‘神圣叙事’已经终结。今后,只有一种道德,那就是城市的道德,普世的道德。”

  尽管批评的观点占据了主流,腾讯大家发布的另一篇题为“中国城市正在夺走本属于农村的女人?”的文章则充分肯定了《极花》的现实意义。作者张丰认为,城乡之间的裂痕是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人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往往采用“城市的视角”或者“貌似客观而中立的视角”,“纯粹农村的视角”是缺失的,而贾平凹在这部小说中恰恰尝试采用了农村内部视角。他认为农村光棍问题主要是农村男女比例失调,而城市相对于农村的优势放大了性别失调问题。在张丰看来,近几年随着技术进步,妇女被拐卖禁锢的案例明显减少,农村光棍因此面临“彻底的灾难”。另外,通过将小说和郜艳敏的经历对照,他认为“贾平凹证明了被拐卖妇女认同农村、爱上买她的男人,在感情上是成立的”,因而有助于人们在郜艳敏这样的事例中,尊重当事人的选择。

  五四青年节之际,凤凰文化《年代访》栏目推出了对北京大学资深教授、知名人文学者钱理群的访谈。钱理群被认为是当代中国批判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长期关注青年群体和教育问题,著有《二十六篇——和青年读者谈心》,本次访谈也主要围绕当代中国青年和大学教育展开。

  钱理群认为,全世界青年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渐趋同,他认同青年学者王翔对80、90后的命名,即每个人都在充满流动的社会中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新移民,也就是“漂泊者”。他提到,2014年秋香港发生的青年运动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有娱乐性的行为艺术。他把这些行为以及帝吧出征、表情包大战等概括为网络时代的青年政治,认为其有世界意义,甚至将会决定中国的未来。

  在他看来,睡着的玩着的青年只要守住诚实劳动的底线,其个人选择就值得尊重,但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更值得关注。他给青年提出两条途径来建立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一是通过读书开拓视野寻求精神责任,二是适当参加志愿者运动。他特别指出,现在的志愿者运动不同于过于偏重服务的行为,而是演化为重建式的新生活运动,与五四运动存在相似性。

  关于高校之外的青年,钱理群谈及他近年跟志愿者合作编了平民教育读本,针对在城市打工和回到农村的青年。他认为新一代打工者中有一部分是有继续学习的愿望的,目前基本上是对他们进行技术教育,但有必要逐渐将人文教育渗透进去。他希望这些青年将农村和城市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身份自信”。

  谈到大学师生关系,钱理群觉得师生关系被充分名利化之后就没有太大意思了,现在师生都过于精明,师生关系发生扭曲,他后来不愿意带学生就是因为成为名教授之后学生报考往往出于功利而非精神共鸣。他认为一所大学的状况是由主导这个大学的教授决定的,“政治活动家型的知识分子或者社会活动家型的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大学就很难办了。”

  他不同意理想主义会导致专制主义的观点,而是提倡新的乌托邦主义,即“一种新的、高过一切的理想”,认为可以把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结合起来,“进入一种勇往直前,但选择的同时对它可能产生的问题保持适当的警惕,并且不走极端的一条路。”

  作为批判知识分子,钱理群坚守鲁迅提出的“真正的知识阶级”的三个原则: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站在这一边以及永远边缘化。他对鲁迅非常推崇,认为鲁迅的地位等同于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歌德和泰戈尔,而中国人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修养应该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作为中国文化源泉的论语、庄子,二是代表中国人向上的情感表达的唐诗,三是百科全书性的红楼梦,最后就是开创现代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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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华师大传播学院邓香莲副教授,研究国民阅读,有关阅读和读物的选择,问我吧!

  我是中国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陈如平,教育惩戒与体罚的界线在哪儿,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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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国教科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长陈如平,教育惩戒与体罚的界线在哪儿,问我吧!

  我是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美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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